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在先秦时期，其原文很可能是“道可道，非恒道”。这一变化，背后涉及到避讳文化。

就如同“常山赵子龙”，在先秦本应是“恒山赵子龙”，只因汉文帝刘恒的存在，众多带“恒”字的名称纷纷改为“常”字。

汉文帝作为汉武帝的祖父、文景之治的开创者，不仅在政治上成就斐然，还开启了封建王朝大规模使用避讳的先河，后世皇帝纷纷效仿，深远地影响了诸多常用词汇，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看到其留下的痕迹。

从地名的变迁中，能清晰地感受到避讳文化的影响力。北宋首都开封府，作为河南重镇，其名称便是避讳的产物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此地名为启封，蕴含“启拓封疆”之意。然而，汉文帝刘恒喜好避讳，其子汉景帝刘启自然也沿袭此风，“启”字犯了景帝名讳，于是启封被改成了我们如今熟悉的开封。

在广东省境内，梅州最早称敬州，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；惠州原称祯州，因宋仁宗赵祯而改名；东莞原名宝安，唐肃宗因厌恶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，将众多带“安”字的地名一并更改。

展开剩余74%

陕西的宜川县，旧称义川，是为避宋太宗赵光义的“义”字；三国游戏中常见的弘农，先是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“弘”字改为恒农，后又因宋真宗赵恒，被改成了长农，多次更改，颇为折腾。

浙江的嘉兴，原称禾兴，因孙权早期所立太子孙和（“禾”与“和”同音），被孙权改为嘉兴。有趣的是，孙和最终未能成为东吴皇帝，嘉兴之名却流传至今。北京的玄武门，在清朝时为避讳康熙帝玄烨，被改为神武门。

实际上，因避讳而更改地名的情况极为普遍，一个新皇帝登基，更改十几二十个地名并非罕见之事。只是由于朝代更迭和行政区域的变化，部分地名改后又改回，有些则彻底消失在历史中。

不仅地名深受影响，生活中的诸多事物也因避讳而改变名称。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马桶，它原本叫虎子。只因唐朝时，因李家先祖名为李虎，为避讳，闹出了不少趣事。

“狐假虎威”变成“狐假豹威”，“放虎归山”成了“放马归山”，“三人成虎”变为“三人成兽”，前朝名将韩擒虎也被改成韩擒豹，后赵皇帝石虎被称为石季龙，就连如厕的虎子也变成了马子，最终演化为马桶。

武大郎所卖的炊饼，原本叫蒸饼，因要避宋仁宗赵祯的“祯”字，才改称炊饼。此外，就连动物名称也未能幸免。野鸡原本叫雉，为避刘邦妻子吕雉的名讳，改成了现在的称呼。

甚至神仙的名字也会因避讳而改变，嫦娥原称恒娥，在宋真宗赵恒时期，或有说法认为在汉文帝刘恒时，就被改成了嫦娥；而观世音则也因李世民，简化成为了观音。

在这方面，元朝和明朝较为特殊。元朝皇帝名字多为音译，如元仁宗孛儿只斤・爱育黎拔力八达，这名字避讳起来着实是不现实的；而明朝则相对宽松，因为明宣宗朱瞻基颁布政令“二字不偏讳，无以他字更易”，即两个字连用才需避讳，单独使用其中一字则不受限制，十分人性化。

因此，明末崇祯帝朱由检在位时，官职中的巡检一职未受到丝毫影响。而且，老朱家独特的起名方式，使用大量带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偏旁的生僻字，常人也很少会用到，进一步减少了避讳的困扰。

最后，避尊者讳并非皇室专属，父母的名讳同样需要规避。杜甫的父亲名杜闲，杜甫作诗时便极少使用“闲”字，偶有几首诗中出现“闲”字，也被历代学者认为是错字或误传。

再比如苏轼的爷爷叫苏序，据说三苏为人作序时，会用“引”字或“叙”字替代。在那个时代，读书人都是会遵循这些规矩。

身处当代，我们无需再为避讳而烦恼，能够自由书写，实在是一种幸福。在古代，人们不仅要牢记本朝历代皇帝的名字，对自己父母、祖父母的名讳也要小心翼翼，稍有不慎写错字便可能惹出麻烦。

而去别人家做客或写信时，还得提前问清对方长辈名讳并加以避讳。像宋朝的田登，就闹出了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笑话。所以，从各方面来看，生活在当下，我们应珍惜这份无需为避讳而束缚的自由，享受时代赋予的幸福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